田野记丨水乡寻镇江南织梦——《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述评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深圳凤凰网 时间:2021/06/22 03:13:35

“田野记”栏目编辑:張振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本文作者:谢湜,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在沪上读书时,我曾看过一部文艺系列片《苏州水》,该片以水为主线,通过资料、影像和访谈,将江南水乡的历史文化解说得十分唯美。其片头词曰:

“一代代先民,在临终的时候,都作过这样的叮咛:要与水为邻。怕后人忘记,他们还留下了两件东西,一是鱼,一是米,他们加起来,竟是一个‘蘇’字。先民们还说,按照祖传的说法,世间万物,无非五行,水居第一位,没有水,那文化也就干了……”

其后几年间,寻觅三吴古镇,访阅书楼故籍,探问太湖水利,我不时重温此片,乐此不疲。毕业后远离吴地,江南之水依然令我魂牵梦萦。研究江南的人常常都有一个江南的梦,怀着那些水一般清灵的梦,心中之所思、笔底之所书,便多了些情愫。十年前初次结识吴滔,他以一册新鲜出炉的博士论文相赠,题为《流动的空间:清代江南的市镇与农村关系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正是他的鼓动和提点,令我产生了从事江南区域研究的浓厚兴趣,我们也从此结伴而行。如今他的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付梓,我十分欣喜。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评述这部新著,我责无旁贷。因为我几乎目睹其初成、修改直至定型的全过程。新著虽系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实已“面目全非”,因为十年间随着问题转向和调查拓展,作者的许多想法已超出了博士论文的旧框架。如今,当我阅读新著中的增补、修改之处,时常回忆起那些触发作者灵感的地点和经历,以及我们在各个场景下奇妙的见闻和激烈的讨论,这是其他读者所没有的幸运。评述这部新著,我又心有戚戚。因为作者在修改中的取舍、在踌躇间的伏笔,我可能比其他人更易理解。新著出版前后,我们也已开启了新的探索课题,对今后之研究也有了新的设想。

江南之梦总让人浮想联翩,汗牛充栋的文献亦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想这又是许多江南追梦人共有的幸运。于是,我试图结合记忆和思考,尽力把握该著作的问题重点和主要思路,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想法,作为对该书的述评。初看书中正文部分六个章的目录,我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后来居上”,因为各章排序与其写作之先后恰好颠倒,我的述评就围绕着这种“逆行”的来龙去脉来展开。

一、水乡的聚落环境

根据版权页重要关键词的排序,《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下简称《空间透视》)可能首先会被认为是一部江南城镇史的著作。作者十多年来从事江南研究,确实在“市镇”问题上着力最多。不过,我更愿意首先视之为一部区域研究的书,因为无论着眼于市镇单体或群体,抑或究心于市镇与乡村之关系,无论是运用地理学的区位视角,抑或借鉴社会科学的结构理论,终究还需在具体的地域环境中去阐释抽象的空间关系。该书《绪论》第二部分“水乡:市镇与农村联络的前提”,是删并博士论文头两章而成,如今将之置于绪论,而不单列为章,似乎更强调了作为前提的“地理基础”,也即是江南的水乡环境。

我们曾有过许多美妙的游历,譬如2005年孟秋先后在吴江、常熟两地考察,当时我一路喋喋不休,吹嘘太湖以东的高乡(高地)和低乡(低地)之间1米的微地貌差异对地方开发的影响,结果吴滔调侃说他进入高乡就有“高原反应”。茶余饭后,他还半开玩笑地建议我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高乡与低乡”,后来我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付诸实践。

▲常熟一景

近年我们常共读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老文章”,重提一些十分朴素却并不过时的观念,譬如,英国地理学家达比认为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础是地貌学和历史地理学;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则主张地理学者一定要做历史重建,他认为地理学若要关注某一地区的发展,就要确定各种人文组合,探索其聚落分布和土地利用的形成过程,研究一个族群在一个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涉及对其文化特质的了解,这种对文化区的研究方式便是历史地理学,而对文化区的深入了解,就是对起源与过程的分析。研究江南这一历史文化极为厚重的区域,同样离不开对其环境变迁的追溯,以及对地区开发历程的重建。

对于城市化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长三角,水环境的变迁往往令我们瞠目结舌,甚至常令我们义愤填膺。譬如吴江汾湖地区的开发,使得湖荡泾浜格局完全改变,许多村落也在迁移合并中推出历史舞台,几年前吴滔致力于调查当地其中一些重要庙宇,如今灰飞烟灭,其调查报告彻底成为历史文献。因城市化引起的剧烈的地貌变迁,无疑也将给后来者探究历史时期江南水环境大大增加难度,不过,换种角度思考,这种沧海桑田的地貌变迁也提醒我们在江南研究中须时时注意历史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显然,具体地区的水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的地貌背景,城乡聚落亦难以用某种水土格局一言蔽之。

在历史地理学实地调查中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实践取向,这种方法取向首先强调将聚落作为人的社会空间去看待。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仍须认真反思和回味施坚雅的研究。

施坚雅分析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模型,曾一度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商榷者常聚焦于严格的“六边形”结构与现实空间分布状况的不符合。实际上,细读施氏著作,可以发现其市场区域模型并非僵化,他已明确地指出:

任何要了解市场结构的社会或经济范围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它们的空间特征作出一些假设,而通过将市场结构作为空间体系来分析,就有可能把构成论述基础的各种假设弄得更清楚。他也清楚地指出市场区域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而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

对此,吴滔强调,施坚雅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注意到城乡之间的频繁交流、相互调剂和融合。作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空间透视》,第4-5页。)由此考察江南的市镇网络的形成,就不能仅基于抽象的空间关系,而应关注具体的交通区位和生计环境,更重要的是,区位和环境绝非一成不变,若采取静态描述,容易犯简单化和类型化的错误。

▲施坚雅

有鉴于此,《空间透视》一书首先勾勒了水网化背景下苏州地区的市镇分布的基本格局,并强调了经济、习俗、行政制度对于市场区位形成的重要影响。(《空间透视》,第19页)不过,由于其研究时段侧重于清代,因此无暇专述清以前水网环境的变化以及交通与市镇分布的关系,于是在阐释水网演变与市镇区位形成过程的关系上,不无缺憾,譬如盐铁塘在明后期何以成为经济地理的分界线,尚有进一步追述的必要。

施坚雅借鉴“中心地”理论阐述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做法,常被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挥,最突出的例子是关于“乡脚”的话题讨论。较早在学术著作中提及“乡脚”的学者是费孝通,“乡脚”一词出自吴江县的俗语,大致指的是镇上的商品所能销售到的范围,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似乎彰显了市镇对于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意义。

1990年以来,以森正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的取向,取得了很大进展。滨岛敦俊自觉将地理学思考运用于江南历史研究,他从民间信仰的视角分析城乡关系转变的历史过程,重申了“乡脚”空间在其中的重要性,即是从明中后期开始,经济变动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空间,使其范围不再局限于聚落或社,而扩大至以市镇为核心的市场圈。滨岛还指出,市镇的领域本来是指“某村之某镇”这种自发的地域观念,而所谓市场圈也是作为市镇的领域被认识的,决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行政统属的性质。

《空间透视》在这一课题上用力颇深,作者认为,如果不过份追究“乡脚”一词的解释力,将那些与市镇密不可分的乡村聚落都称之为“乡脚”,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费孝通提出“乡脚”一词时有着特定的语境,它是指20世纪初在以吴江县震泽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通过航船把市镇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一体的、适合于水乡交通体系的有效商业网络,相当多的买卖关系都是通过航船这个中介建立的。

作者还在吴江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可见乡土词语包含着丰富的含义,如果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就可以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空间透视》,第269-270页)

作者也关注了日本学者石原润对明清江苏省市场圈半径变化的研究,石原润发现清代的“乡脚”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兴市镇的大量涌现有密切联系,其中,一个村庄可以同时是几个市镇的“乡脚”。作者还注意到,以往对“乡脚”的理解多只限于农户和市镇里的商家两极,大大忽视了航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江南水乡,有了航船作为保障,使很多偏僻乡区,也可通过航路与发达的城镇连为一体。航船除了载客外,有时也承担运货任务,甚至还兼有商品销售代理的功用。(《空间透视》,第77-79页)

通过反思“乡脚”从乡土词汇转为分析概念时出现的问题,我们更加重视江南市镇史的人文地理学视角。森正夫、滨岛敦俊的成功实践,与日本学者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这种传统使得他们得以在聚落的层面上讨论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特质,从而在解释深度上获得某种优势。然而,由于他们预设了一条由区域性的聚落出发考察中国农村整体社会形态的路径,导致在阐释区域特质之时,或多或少作出一些泛化的概括和理解。

我们的日本朋友小岛泰雄、佐藤仁史、太田出等学者,曾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前辈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华北、江南村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其中关于集村和散村的地域差异问题曾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但经过细致讨论后却发现这类集散的区分常常含混不清,即使借助Google地图的“上帝之眼”,观察今天华中和西南山区的聚落集、散状况,也会因为区域尺度和衡量标准的差异也产生不易辨清。既然散村聚落和集村聚落之间的差异并非清晰易辨,那么,用这样的分类概念来阐释华北、江南的乡村聚落社会特质,就必须保持谨慎。

我后来阅读了法国地理学家德芒戎的著作,德芒戎较早地提出了将村落居住形式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他在著作中也指出,在散居地域几乎占国土三分之二的法国,散居和聚居区域之间其实并没有截然分开的边界,两者是逐渐过渡的,有时彼此间还有一些飞地。吴滔又注意到,台湾学者施添福在研究台湾兰阳平原的聚落历史地理时也曾指出,集村聚落和散村聚落并非对立现象,而是属于具有连续变化的同一现象。总的来看,探讨研究聚落空间的散中之集和集中之散,以及集散形态的相互转变及其社会过程,可能是更有意义的探索。

在处理明清江南城乡聚落的等级与民间信仰的等级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需要考虑类型化概括可能造成的偏颇。

在这个问题上,滨岛敦俊和万志英的研究是《空间透视》重点对话的对象。滨岛敦俊曾探讨经济中心地对周边农村的支配作用,强调了村庙与镇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即村庙相对于镇庙是处于从属位置的,每一个镇庙均有多个村庙作为下位庙被其管辖,他认为江南地区镇城隍庙和“解钱粮”风俗的产生,是明末清初以后农村商业化、市镇发达和“乡脚”的形成的宗教表现形式,而且随着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联加深,农民日常生活的圈子超越了“村”的范围,改以特定的市镇为中心。

王志英则着重考察了12至19世纪太湖盆地的民间信仰,认为地方宗教在城镇和乡村存在等级制,他通过将民间祭祀分为家祭神、保护神和主宰神三级,阐释江南民间信仰多元而复杂的地域特征。

对于这两种视角,吴滔认为,前者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诸如“解钱粮”仪式中镇庙与村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除了具有模仿行政区划的意味外,更多地是按照市场的层级呈现出来,这种视角突出了某种契合度,却忽视了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乃至村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空间透视》,第192-197页)后者的分类固然关照了复杂的地域特征,却忽略了特定历史背景相对应的特定信仰的故事。在处理“土神故事”上,滨岛通过解读几个“土神”的相关传说进而透视地方社会变迁,是值得提倡的做法,然而,他在研究中似乎事先预设了市镇对农村的绝对统治地位,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习俗中保留的有关赋役改革的集体记忆,甚至忽略了东岳、玉皇等主宰神在信仰等级制中所起的巨大功用。

作者的上述看法,是在其博士论文之后的研究中逐渐明确提出的,这与其在吴江地区较为深入的实地调查经验是分不开的。譬如,他在吴江庄家圩庙会的调查中发现,旧时每逢正月初五,都有抬神前往附近芦墟镇的习俗,声势非常浩大,但出会队伍在路过镇上的东岳庙和城隍庙等寺庙时,都不作停留。这表明以庄家圩庙为代表的乡村庙宇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主性,它们并不一定要以成为城镇庙宇附庸的形式而生存。综合文献解读和实地调查,吴滔在滨岛和王志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商榷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模仿贡赋体制的“解钱粮”非常巧合地出现在明末清初,这恐怕与明中叶以后的赋役制度的改革难脱干系……滨岛敦俊在其研究中更多地强调了“解钱粮”与商业化和都市化的关联,似乎事先有一个市镇对农村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预设。

笔者并不否认农村对于市镇经济上本能的依赖,但地方神灵系统的等级制表现出的乡村对市镇的从属关系却并非正式的行政从属。……明清时代,现世的赋役佥派是按照都区扇图等区划单位来完成的,以市镇为单位的征收佥派从来没有出现过。民间宗教的逻辑和结构本身是没有城乡差别的,只是“解钱粮”之类具有等级制色彩的习俗强化了村庙对镇庙的从属而已。村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某些自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若要理解一个区域的地方神灵体系,不能拘泥于预先假定该神灵体系与社会阶层、市场层级之间存在等级化的结构,因为这样很容易忽视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主动作用。(《空间透视》,第197-198页)

不过,关于“解钱粮”风俗的出现是否与明中叶赋役改革有直接关联,以及在明中叶以前村庙对镇庙的从属关系是否已经存在这两点上,作者还未能提出不同于滨岛的解释,毕竟要追述这种“从属”关系形成的时间,解决何时“从属”、何时“强化”的问题,恐怕难度较大,即使提出,亦难以令人信服。

无论如何,滨岛等学者所关注的聚落结构与信仰圈的关系,仍是富有探索意义的话题,在其概念的界定、方法的应用及其对研究问题的解读等各方面,也有认真对话和反思的必要,首先是须对具体聚落进行细致的复杂特质考察,其次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聚落资料进行大量的整理、统计和分析。

不过,对于《空间透视》来说,其努力显然仅侧重于前者,如其导论中所言,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以传统城乡模糊不清,城乡的连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泛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市镇-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对于市镇的起源、市镇对四乡的统辖关系确立于何时等重大课题,则基本没有涉及。(《空间透视》,第15页)

在这种考察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依旧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要梳理这一关系,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静止的区位结构论的层面,而要考虑城乡空间关系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机制,历时性的溯源也就十分必要,当然,这也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课题。因此,作为《空间透视》的上编《制度和历史》,完成时间晚于下编《空间与人群》。在上编之中,三个章的完成时间也与其排序完全相反。我们先评论上编的问题线索。

二、市镇型塑的机制

关于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依据西方中世纪经验提出的相关学说曾盛极一时,但随着研究的推进,诸如城乡二元论等观念已被证明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城乡关系更多地表现出连续性,彼此开放,没有明显的景观阻隔。市镇与农村当然更是如此,但如何去描述这一联系呢?

《空间透视》回顾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江南研究,作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多围绕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一些学者也触及市镇和乡村之间关系的话题,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或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在历史过程中审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空间透视》,第8-10页)

鉴于这样的反思,《空间透视》选择了两个分析角度:一是市镇在乡村聚落中兴起的机制,一是市镇区划空间型塑的过程,以此考察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兴起的机制和“镇管村”体制的形成过程,这就是上编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作者希望打破前人对明清江南市镇的一些基本“预设”,这些预设多以“斯密型动力”理解市场网络,比较忽视贡赋体制与市场体系的微妙关联,因此,作者主张在重视市镇商业机能之外,更多地发掘与市镇形成相关的复杂制度变化,以及贡赋经济下的社会运作机制。(《空间透视》,第33页)

从社会机制切入市镇空间形成的研究路径,是上述主线的突出特点,这个路径其实贯穿了作者从博士论文一直到《空间透视》的始终,关于嘉定、宝山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突破。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清代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的文章中,吴滔触及嘉定、宝山在赈济中的“分厂”模式及其影响。

后来,他的日本朋友、现任教于一桥大学的佐藤仁史博士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嘉定地方报纸《疁报》,也介绍了稻田清一与佐藤本人关于的清末民初嘉定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在《疁报》中,吴滔发现了大量对追溯“分厂”的史料,从而产生了继续探索的强烈冲动,(《空间透视》,第134页注释②③④,135页注释①②③)

2004年他进一步撰文论述了清代嘉定县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的过程中分厂传统的转变,在嘉定、宝山,他看到的是一个历史脉络相对清楚的区划传统:在清初,由于赈灾施粥的需要,嘉定宝山二县在乡镇一级设立粥厂,嘉道以后,粥厂开始经办一切“地方公事”,甚至包括土地清丈、城乡水利等等,在与市镇基本重叠的“厂域”中,厂的领导者“厂董”不仅管理市镇里的事务,还管理本厂范围内附镇四乡的地方公务,“厂(镇)”开始具备了联络市镇和乡村的功能,其实际管辖范围逐渐固定,并成为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中市镇辖区的雏形。在《空间透视》中,作者将该文修订后列入上编第三章,并在章末(也是编末)添加了一下总结:

从表面上看,20世纪初嘉定宝山的“区域”构造过程和苏州附近绝大多数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里有着贯穿有清一代的“分厂”传统,而这一传统最终导致两县在清末民初自治处理乡镇“区域固有境界”时采取了与周边地区不同的策略。然而,嘉定和宝山又不能脱离政体之外,人口和区域传统的双重标准同样成为此处地方自治划区不能绕开的原则,由此,康熙十年的分厂赈济事件成为两县“制造”区划传统的最好理由。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们与周边地区又没什么两样,既不能算作特例,也没对所谓“区域传统”作本质上另类的表达。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制度在地域社会中的贯彻执行虽千差万别,但又殊途同归。明清江南市镇和农村关系的变迁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中得以呈现。(《空间透视》,第176页)

这段表述反映了作者对于2004年研究成果的再思考,显然,这种反思主要围绕着嘉定宝山与“周边地区”的区划传统以及自治区划方案的异同,其中“区域固有境界”这一关键概念又是2004年嘉定文章未曾涉及的。这种比较是怎么实现的呢?

《疁报》: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创刊。第一任编辑发行人廖养午。民国三年五月被警署取缔,宣告停版。民国五年十一月复刊,至民国九年共出版236号。以改良社会,破除阶级为宗旨。以上录自网络版《嘉定县志》卷二八《地方文献》第三章“报刊”。

我不禁回忆起2005年初春在上海的一个寒夜,吴滔和我就其嘉定文章进行了一次彻夜辩论,记得我当晚曾提出许多有理或无理的苛责,质疑嘉定“分厂”传统的典型性问题,吴滔亦加以回击,我们互不相让,最后筋疲力尽,各自倒头大睡。正是这次不欢而散的辩论,令吴滔再度激起创作冲动,并专注于讨论苏州地区清末地方自治的相关问题,并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不时和我讨论宣统三年《江苏自治公报类编》中的许多制度行文以及自治案例。

当年的清明节前夕,我们一起去王江泾镇参加刘皇庙盛大的网船会,晚上顺便阅读王江泾的镇志——宣统《闻川志稿》,发现了两处颇为矛盾的表述:该志卷一《疆域·道里附》中叙及王江泾办理地方自治时,叙述了一个“自明以来,相仍数百年”的区划传统,但在卷二《建置志·廨署》中引述的元明清时期官制、辖区的若干文献,却表明了当地并无延续几百年的区划传统。显然,编纂者对于区划传统的强调带有某种目的。

当晚我们重新细读《江苏自治公报类编》中关于城镇区划的有关制度规定,惊喜地找到了一种解释:地方为迎合自治区划条令中关于人口、幅员的规定,有意“拼凑”出其“固有区域”,以满足自治的条件。当晚的这番推断让我们都心奋不已,也令吴滔在随后深究清末地方自治在实际运作中的各种利害关系,譬如,相关章程规定以人口数重构以往的县级以下区划,其中五万人口成为“镇自治”和“乡自治”之间的分野,由于江南商业聚落密集分布,能够达到五万人标准的传统市镇数量很少,很多原来被称作“镇“又没有行政驻节的地方不得不改称“乡”,于是围绕“镇”的标准问题产生了诸多争端。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制造”出一些以市镇为核心的“固有区域”,以达到镇自治的标准。

通过对制度实践的个案分析,吴滔考察了自治过程中人口、财税、自治层级等要素如何作用于乡镇区划的划定,从而明晰“固有境界”这一“模糊”标准的意义、机制及影响。在这期间,我则关注了清代雍正年间苏松常三府的分县事件,并追述分县后的运作,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后并县的整个区划变迁过程,在常熟县的个案中,我无意中读到民国《双浜小志》卷首《例言》中的一句话:“乡镇固有区域,自清季自治实行,始粗具界限”,很高兴地告诉吴滔,他关于地方自治构建固有区域的论断又有了一个确证。

2005年的这些辩论、实地调查和不断讨论,促成了作者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的写作成功,该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空间透视》第二章《“镇管村”体制的形成》的原型正是该文。在文中他将其对乡镇“区划传统”的思考起点向前追溯,并追问了一系列问题:

明初乡都区等“画地为牢”的区划与村落之间多不相联属,主要履行与赋役征解有关各项职责。那么,明清时期大量发展起来的市镇,与这些基层组织之间究竟有无关联?是否游离于这类区划外,另有一套管理方式呢?如果有关联,作为市场单位的市镇是怎样逐渐与传统基层区划融为一体,并进而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单位的?

他认为,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了解明清国家权力在江南基层社会的表达方式。为此,他集中笔墨从空间视角回溯了市镇区域(即镇管村体制)的形成过程,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概括起来,即是随着明中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画地为牢”的区划逐渐被打破,然而国家的贡赋体制并未留给市镇多少空间,市镇的管理机制与乡村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市镇多少开始取得了一些独立性。

不过,到了清中后期,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了与一向凌驾于其上的赋役佥派同样的地位。清末民初许多州县的地方自治,试图通过划分学区、警区和选举区,来重构以往的县级以下区划,为了迎合地方自治条款中有强调固有区域和固有习惯的规定,各镇有意地强化、制造甚至窜改“固有之境界”,而诸如嘉定、宝山地区在办理自治时,尽管面对同样的制度情境,但基于其区划传统的特质,少了一些对区域固有境界的生硬塑造,其市镇辖区的厘定更多地表现出与清中叶“分厂区划”之间的承继关系。总体上看,“直至清末民初,才逐渐产生出我们今天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镇管村’的机制,市镇与乡村两种管理方式才逐渐趋于统一。”(《空间透视》,第176页)

吴滔的这一研究不仅对市镇空间问题提出了新见,且直接触及对市镇实体空间的认知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有关市镇人口的判定。《空间透视》一书的《结语》在总结上述“镇管村”问题的研究意义时指出:

这对以往学界非常热门的话题‘市镇人口’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我们绕开市镇区域的形成过程及其相关的户籍统计机制,直接去讨论市镇人口的数量,进而研究所谓传统社会的‘城市化’问题,或有隔靴搔痒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空间透视》,第271页)

通过追述“镇管村”机制的形成过程,对市镇空间的静态理解得以突破,在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看待市镇空间的型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种选择,这也使得我们在江南市镇的实地考察中转换了视角,开始寻找一种将地方文献与市镇调查更好地结合的考察方式。《空间透视》的第一章较之其他章节是最后写成的,其写作可以说是上述必然思路下的偶然产物,如果说第三章、第二章得益于围绕“庙界”、“厂域”的实地调查,那么要评述第一章,则不得不提及吴滔、潘弘斐和我自2008年以来在湖州菱湖镇的数次田野工作坊。

这次田野工作坊的发起,其实与我们三人对于明中叶市镇兴起机制的共同兴趣很大有关系。以往研究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多从宋代以来草市和军镇向商业性聚落转变的趋势进行追溯。关于明中叶以后市镇兴盛、商贸繁荣的面貌,及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题的关系,论者甚众,而对于明中叶以前市镇逐渐兴起的轨迹,限于史料,尚缺少细致的讨论。

我在2008年曾发表了一篇关于明中叶江南“主姓”市镇兴起机制的文章。通过太仓州璜泾赵市的个案研究,我发现15至16世纪江南微高地(高乡)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新兴市镇,创市者有不少是明前期永充粮长制下的世袭粮长。高乡地带的开发历程自元朝海漕时代开启,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影响着其间乡村权势的演变和经济格局的变迁,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江南市镇全景,其实是不同时代成立的市镇“层累”发展的结果,这一“层累”发展的过程,折射出明初以来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和内在转变。

潘弘斐则在吴滔的指导下对嘉兴府濮院镇的历史与文献进行研究,她通过对濮院“开镇”故事文本的排比和梳理,考察了多姓共同管理市镇的权力格局,分析了其中地方利益的争夺如何影响文本的表征,进而重新认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中“建镇”模式逐渐趋同的现象。通过这两个个案,我们认识到以往在“专业市镇”的分类前提下所勾勒的市镇社会经济史序列,可能会遗漏很多重要信息,甚至割裂了市镇本身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为了推进思考,我们共同选择了另一个以丝织业闻名的市镇——湖州菱湖镇进行每年一次的田野工作坊,对其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变迁展开考察。在工作坊较为细致的实地调查和文献阅读过程中,蚕桑业的兴起机制、市镇空间格局的形成是争辩的两个焦点,菱湖的空间和社会的复杂性令我们对各自的既有研究做出反思。我们的工作坊曾有幸邀得科大卫、刘志伟、小岛泰雄、佐藤仁史、刘永华、贺喜、王大学、王健、李怡文等师友参加,他们参与了菱湖的实地调查和讨论,并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批评,令我们对明清江南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愈发产生探索的动力。

此前,吴滔和我的调查和研究常常集中在棉作区市镇,因此在“专业市镇”问题上,吴滔首先对所谓“棉业市镇”的兴起问题做出讨论,他认为,

“从植棉到买米,至少经过了‘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三个环节,由此可以带动棉花、棉布和粮食三种类型的市场,这种市场发育的方式,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论’来解释。固然,棉作和种桑养蚕的收益比原先种稻的收益要高,但随着与均田均役互为表里的贡物折纳改革的深化,实物财政向以白银为媒介的贡赋体系转变,所有财力、人力、物力的需求均不得不诉诸市场,贡赋系统与分工、交换形成的市场互动,直接改变了江南农业的种植结构乃至历史进程,导致一些地区涌现出大量主要经营棉织业和蚕桑业的新兴‘专业市镇’。”(《空间透视》,第55页)

为了探究上述机制的具体运作。他由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引出16世纪中叶的水利与赋役问题,并阐释了位于这“三区”的安亭镇与陆家浜市兴起的地域背景与时代机缘。(《空间透视》,第33-35页)

我曾在太仓璜泾赵市的研究中提出:明中叶乡村聚落中市镇的创立,是形成地主‘城居’的一个重要背景,‘城居’不一定是人群迁移的现象,而更多的是市镇创立所带来的乡村聚落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这一看法,吴滔表示同意,他还力图对清代以后市镇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做出解释:

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革。随着一条鞭和均田均役法的实施,画地为牢的赋役里甲制度对乡村社会的支配日趋解体,维护水利的旧体系重组。在贡赋经济的推动下,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渗透,初步造成了市镇网络格局的细密化,在经历了明清鼎革之际的奴变之后,地主多将土地租给佃农耕作,导致城居地主数量不断增长,“一田两主”的情况普遍发展。这一“巨变”是该书选择清代作为研究时段的主要理由之一。地权的分散加速士绅地主城居化,农村事务由社区领袖的大土地所有者承担,具体地说,清初乡村权力的基础发生了“特殊”向“广泛”的转变,由个别地主对土地和农民的私人控制转变为以市镇为单位的半官方的管理体制。(《空间透视》,第32页)

在这一问题上,我对吴滔的观点则有所保留,因为导致市镇网络格局细密化的原因可能还有更多,而从明清鼎革之际的奴变到“一田两主”的普遍化,是否真的构成明清江南乡村权力基础的“巨变”,也须作更多讨论。此外,空间透视在处理清代中期以后的城乡权力变迁这一问题上略显仓促,作者在绪论提出,在嘉道以后,市镇对乡村的统摄力的基础,存在着由主佃关系演化为士绅为中介的间接管理关系,并最终过渡到清末自治时“固有境界”的形态。(《空间透视》,第33页)对于近半个世纪的这番“转变”的具体过程,在书中其实着墨不多,也给读者留下不少遗憾。

不过,这些都不妨碍《空间透视》将清代作为研究时段,也不影响该书从上编到下编的推衍。一方面,上编所论市镇空间格局的型塑,实质上即是社会空间的型塑;另一方面,下编各章虽然写作时间相对较早,但作者在讨论主佃关系、“一田两主”等议题时,亦一直围绕江南城乡具体的生活空间去看待制度的影响,比如,对于“一田两主”的发生,吴滔赞同岸本美绪和寺田浩明的观点,即强调田面权对田底权的牵制可能夸大了佃农能动性,因为在江南核心区,“一田两主”的格局更多地是在日常城乡借贷关系和正常置产中累积而成。

到了清代,已基本不存在用世袭制固定下来的身份制度和职业选择,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在形式上都建立契约之上,它保障了地主在远离农村后仍可收取地租。(《空间透视》,第214-216页)对于租栈收租的意义,吴滔认为,它表面上使收租和催租变得更有效率,但由于地主与佃户分居城乡,租佃关系和收租又隔了双层地权与租栈这两个中间环节。佃户往往只痛恨那些蛮横无理的催甲,而对城居地主却缺乏直接的印象,而城居地主不再以社区领袖的面目出现,从而失去了在民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及其表率作用。主佃关系已成为不受情感影响的契约关系。(《空间透视》,第229-230页)

从博士论文《流动的空间》到新著《空间透视》,江南的市镇与农村在作者的视野中依然是流动的空间,身份与人群、城居与乡居、一田与两主都没有变成僵化的概念,而是在历时性的考察中成为一系列动态的结构。在《空间透视》全书的最后一段中,作者较为精辟地阐述了这种理念:

通过对主佃关系和士绅城居现象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一田两主制使清代江南乡村社会的结构趋于“松散化”,主佃的居住空间可以不在同一地点,租栈成为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唯一联系点,从而加速了士绅地主的注意力进一步由农村转向城镇;另一方面,佃农的在乡间的抢米暴动和抗租斗争,有向城镇发展的趋向,城镇中的地主、米商俱成为攻击的对象,这反过来使城镇的地主和农村的农民关系更加紧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地方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并随时留意地方行政运作机制的某些变化,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空间透视》,第271-272页)

“城乡交往的不确定和流动性”,以此点题看似空疏之语,实乃作者经过诸多具体研究和反复思考后之真知灼见。

三、空间生产与社会

在市镇型塑的社会机制这一问题上,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的结合,我们找到了一些新的探索路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更加重视制度变迁的社会影响,以及人群、资本在江南城乡土地开发与聚落拓展中的能动作用。在具体的研究个案上,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在其乡镇志编纂之前的相关文献的流转情况,从中找到具体社区的人群活动和权力关系,并结合那些对整个江南影响较大的制度改革、社会变局进行分析,理解与市镇兴起有关的人群的实践路径及其策略。如此一来,我们既扩大了文献搜集的范围和类型,也便能更好地理解相对晚出的乡镇志的文本编纂意图和权力运作痕迹。吴滔的安亭和陆家浜研究、潘弘斐的濮院研究以及我的璜泾赵市研究,大抵循此路径。我曾在苏州科技大学举办的一次社会史研讨会上将这种路数权宜地概括为“前乡镇志研究”,也许不甚恰当,但大概表达了我们的这种旨趣。

在菱湖工作坊中,我们运用“前乡镇志研究”的方法,多次试图解释明清时期菱湖镇空间格局的形成序列,乐此不疲,前已提到,《空间透视》第一章《“专业市镇”兴起的机制》在全书中最晚出,在该章中还可以看到这类讨论的回音: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以往涉及江南市镇格局的某些研究,多用“一”字、“十”字、“丁”字等进行形象化概括,孰不知这种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市镇形成的过程不是均质而匀速的,一般都会后先后次第。安亭镇的例子提示我们,大安亭、小安亭的兴起和安亭镇的最终定型之间或许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安亭“居民以南、北两桥为市”的习俗至少清代仍在延续,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反过来进行思考,那么安亭镇或许是由大安亭和小安亭两个“集”逐渐合并起来的一个“拼盘”罢了。对街市形态进行形象化概括,无疑把复杂而多元的市镇形成过程简单化了。实际上,江南很多市镇不仅可能是由先前多个中小型市镇合并而成的,而且市镇本身的重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空间透视》,第69页)

在工作坊中的类似讨论,通常都是硝烟弥漫,大家各执己见,比如我坚持人群迁移创市说,吴滔力主不同区块拼盘说,潘弘斐又尝试调和阴阳,结果每次都是莫衷一是,但通过讨论中呈现的人群活动的复杂性,我们对市镇历史地理的认识,乃至对地貌、空间的概念认知有了更弹性的维度。我相信,这种讨论以后还将在三吴水乡的田野与梦境中长期延续。

在田野工作坊之外,还有一段至今延续的机缘萦绕着我们的江南追梦之旅,那便是我们与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的合作,2004年冬季以来,我们参加由该中心阮仪三、张雪敏等教授主持的若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空间规划与再生产、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等方面的研究项目。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除了与城市规划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等学科保持密切联系,也开始重视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参与,重视遗产价值评估和规划设计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这样的理念其实与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地理学综合研究方向不谋而合,因此,我们也有志于接触规划学科的问题和视野,以学术的知识规范参与现实社会的空间生产,也希冀这种空间生产的体验能为历史地理学提供新的思想增长点。

2008年盛夏,我们参与了昆山县锦溪镇(即陈墓镇)的规划项目。在此之前,江南水乡古镇经过阮先生等前辈多年的保护和研究,已经闻名遐迩。不过随着文化遗产学的发展,以及国外成功范例的示范,时下的江南古镇保护和规划面临瓶颈。譬如,如何在一个密集的市集空间,展现市镇作为一种江南特色的商业聚落形态,同时又能“荟萃”江南水乡的多姿面相,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大杂烩”式的平面展示常常令“古镇”空间难以承受。

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的迅速工业化,广袤的江南水乡大面积城镇化,容易使人们以江南乡村历史简约为空间的城市化进程,而忘记了传统时代江南城镇在文化上长期延续的乡村特质,这是一个历史的逆转,也是一个误解的开端。人们会对河网密布、泾浜纵横的地貌熟视无睹,会对村镇连绵、渔舟游荡、稻香四溢、百工巧作的水乡鲜活形态渐感疏远,而仅仅聚焦于被大规模的工业园区所包围着的江南“古镇”。

毋庸讳言,许多古镇保护实际上只为精致的“缩影”展示,且容易陷入简单模仿的尴尬。2008年8月底昆山锦溪调研开始前夜,我们与张雪敏教授在畅谈中不谋而合,都希望在城乡间的文化互动、从淀泖地区市镇的群落和网络关系重新寻找水乡古镇的多层面向和多重空间。翌日,我们从昆山陈墓镇(今锦溪镇)泛舟入澄湖,在浩淼烟波中驶入甪直镇东的正阳桥下,随后折回澄湖,穿越网罾密布的明镜荡、白荡,缓缓驶至周庄镇外围水道。在公路、铁路交通占据主导、大部分小河道堙塞的今天,这种非常难得的舟旅,我们切身体验了镇与镇、镇与村的交通联系和空间感觉,途中所见形态多样的圩田景观,也触发我们揣摩文献中所描述的农业、渔业劳作以及塘浦泾浜的水系变迁。

在江南的田野调查中,文化遗产保护和规划的经验,触发我们思考历史行动者与社会空间再生产及文本书写之间的复杂关联,市镇的空间结构过程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当我们在2011年元月菱湖工作坊期间造访乌镇西栅景区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空间透视》所聚焦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同样是一种在社会再生产中不断变化的结构,在该书最后一章的末尾以及结语的总结中,作者就此提出了富有探索性的观点:

明清时代的江南,城乡关系渐密,社会流动频繁,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不能再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士绅选择居所,不完全是由于其择业观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缘故,也是出于依靠收租为生的不在地主们安全的要求。这使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居城士绅们,被“拖累”在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市镇里难以抽身。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士绅的注意力进一步由农村转向城镇,没有地主士绅有能力或愿意控制乡村社会,从而给国家介入整合地方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二十世纪初,地租渐渐没有保证,商业资本改流向对外通商港口,而不再流入农村。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接受近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地取代旧式士绅阶层。他们被城市生活吸引,极少有在毕业后回到乡下的。……士绅阶层在市镇一级的大量流失,使地方社会固有的调控能力减弱,同时也为新的阶层填补权力真空提供了契机。(《空间透视》,第266-269页)

在运用学术范畴的空间视角透视江南城乡关系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抽象的空间同时亦是非常真实的生活空间,对于江南普罗大众的地方感,对于明清江南士大夫文化世界中的空间意识,我们还需要更多地通过文献的字里行间,通过口述材料或宗教仪式等广义的文献中获取信息,为此,我们也常概叹江南集部文献的汗牛充栋,以及各个具体地方文化传统的丰富差异,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地对地方感武断地做出概括。对于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社会空间再生产的思考,甚至可以延至今天,譬如大型国企进驻乡镇导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迁入乡镇社区,又如当前已有不少年轻的、没有太多当地农村生活经验的高学历大学毕业生任职乡镇干部,种种新变化会否改变城乡空间和社会,这些问题都吸引着江南追梦人继续讨论。

从博士论文到《空间透视》,作者十年磨一剑。考察研究的推进、问题意识的演进,遂使此书的篇章结构形塑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他显然还不十分满意目前这一章法,但我以为,若非付梓,他更多的精彩研究可能无法尽快排上日程,全书的字里行间,其实已经透露了不少作者欲将推动的计划。

锦溪忆往梦未醒,双浜归来衣犹湿。江南之梦仍在编织,寻镇之旅屡有新思。我们还在走江南,也在走出江南,在更长的时段里、更远的大地上,去畅游历史地理的梦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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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張振興  排版:@F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