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5版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深圳凤凰网 时间:2022/09/25 1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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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  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所缺的5枚古代鉴藏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左)、“梁清标印”(中上)、“蕉林秘玩”(中下)、“子京”(右上)、项叔子(右下)    图二   《功甫帖》“禾”字用笔比较——《景苏园帖》(左一)、《安素轩石刻》(左二)、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左三)、苏轼真迹(左四)

图三  翁方纲手稿中以画代字描述其所见印上面一字似“■”(左上),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右)上的不同,即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左下)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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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竟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下面一字,可能过于残泐,翁氏竟略去,亦并见到“昔”字。由此可见,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即上面一字“■”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图三)。

3.“后下角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下角“義”字残印。翁氏指出,该白文印似是一枚“极大之印”,印残,只露右上角,“似‘義’字。”试将“墨迹本”中“義”字,按其大小模拟组成四字印,可见其尺寸大小与本幅中“世家”印并无区别,根本不是极大之印。另需指出的是,“墨迹本”中“義”字残印,与“世家”二字印一样,钤盖时与原纸边缘亦留有较大距离,分明是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

4.介于“张镠”、“安仪周家珍藏”二印与项元汴三印之间,尚有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的鉴藏印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朱文方印——这两枚尺寸不大的梁氏常用印,于苏富比“墨迹本”中却不见踪影。

由上可知,翁氏所记“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其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差异甚多(安岐旧藏《功甫帖》旧印中也未必是“義”、“昔”,如果翁氏当年所见为“墨迹本”,凭其渊博深厚的金石古文字学修养,是毋需举棋不定的),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尤需强调的是,据上述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标(1620-1691)收藏递传之史实。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图四),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项氏本幅钤印达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行草书盛制帖》(本幅项氏钤印15枚,其中“平生真赏”“项氏子京”“神”“品”四印盖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宫博物院藏)、张孝祥《行书临存帖》(本幅钤项印12枚,其中“槜李项氏士家宝玩”钤两次,一处直接盖于墨迹上,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项氏本幅钤21枚,其中两枚盖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图五)。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注5)。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其高清图诸印边缘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前后递藏逾250年;其中,据梁清标与张镠之亲密关系,帖中张氏所钤印记,或于梁氏从别处购得后,或将己藏转售梁前(注7)。帖经翁方纲寓目,《墨缘汇观》(1742)、《复初斋文集》(1790)分别著录;按,翁氏知悉鲍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更与摹刻者党锡龄互为艺友、与入值军机处的鲍勋茂(鲍漱芳弟)系同僚。摹勒上石情形为:《安素轩石刻》首刻(1799,鲍刻中对鉴藏印有选择性)→《景苏园帖》[杨守敬(1839-1915据前者翻刻)](1892)等。

综上可以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附:

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记录。2000年5月19日,许允恭先生签收《上海博物馆退还许允恭家庭寄存许汉卿旧藏文物清单》收据(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7版图六),共计9件,其中仅1件作品署苏轼之名,品名为《定惠院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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